首播时间：2010年6月19日

2010年3月31日，中国电影博物馆IMAX3D放映厅。

这是电影《阿凡达》在这里的最后一场上映。从1月5日开始的86天里，中国电影博物馆的IMAX巨幕放映厅每一场都是如此，389场，场场爆满。

观众说：“就是觉得好片子应该看个好效果的。”“我们早上四点多钟来排的队。”

2009年，以电影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市场向人们证明，文化这个特殊的产业，能够在经济衰退中创造商业奇迹。当全球经济出现了60年来的第一次负增长的时候，中国经济则保持了8%的增长速度，其中，文化产业的增长更是高达17%，显示出了独特的魅力。在整个文化市场中，电影的表现最为惹眼，2009年，国内票房达到62亿元，创下了十年来的新高，并呈现了高达42.96%的增长速度。

一、春潮涌动

这是年初的一场电影首映礼。现场除了导演、影星和影迷，还有投资电影的影视公司老板。过去几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30%以上，而推动市场高速发展的，正是大量涌入文化产业的民间资本。如今，每年投入影视制作的资金有八成来自民间。这部名叫《财神到》的电影也不例外。投资《财神到》的公司成立只有四年时间，2008年曾经投资几千万元参与拍摄了电影《画皮》。《画皮》的票房突破了两个亿，让这家公司尝到了影视投资的甜头。这一次投资《财神到》，当然也希望财神再次到来。甚至连中影集团老总韩三平在探班时都放出话：“《财神到》的名字好、意头好，一个亿更是没问题了！”对票房的期望，让这部电影的导演阮世生压力不小。“现在你看国内的电影，永远都是强调(票房)收几个亿，收几个亿。如果你拿不到高的票房，怎么办呢？”

国产电影的压力，主要来自国外进口的商业大片。《财神到》的港台影星秀刚刚结束，法国电影《不要回头》，就把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苏菲玛索请到了北京。

苏菲玛索要出席的活动是一场观众见面会。法国人特意选择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为电影做宣传，地点是北京国贸附近的一家电影院。

见面会上，除了影迷被邀请和苏菲玛索合影，发行方还特意把院线的负责人请到台上，和苏菲玛索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苏菲玛索到访的这家影院，同样是民营资本进入的结果。五年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万达集团开始在国内投资建设电影院，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民营院线。万达一共建成了50家影院。虽然和全国所有的电影院数量相比，万达旗下的影院不到总数的1/200，2009年却实现了8.33亿元的票房，相当于国内总票房的1/8，是全国34条院线的票房收入冠军。万达院线总经理叶宁说：“现在中国的票房产出，90%的票房产出是来自于院线制改革以来的新建的多厅影院。”

叶宁是万达院线的总经理，他的另一个职务是万达集团总裁助理，万达集团对电影院的重视可见一斑。“多厅影院都有个特点，基本上都在商业中心里面，在商业中心的影院绝对票房好，绝对差不了。”

万达院线新建的，都是商业中心里面的多厅影院，平均起来每个影院至少有10块银幕。承办见面会的这家影院，就有9个大小不同的放映厅，同时能容纳1500人观看不同的影片。叶宁说：“2009年底是四百块(银幕)，到今年底会六百块，明年八百块，后年一千块，很快就进入一千块，一千块，按屏幕算的话，我就进入世界前六大院线了。八百块我就基本上成为亚洲第一大院线。”

民营资本投资电影、投资电影院只是文化产业春潮涌动的一个侧影。如今，国内有近400家民营电影公司，有2800多家民营电视制作企业，有近7000家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民营出版发行企业更是超过了11万家。文化部产业司司长刘玉珠说：“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竞争，使文化产业更加具有活力看，我觉得中央设计这个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际上它不仅仅是对国有(资本)，它实际上也是对民营资本，也是一种鼓励和支持。”

文化产业的市场向好，不仅让民间资本纷至沓来，也让急切寻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府主管部门看到了希望。刘玉珠说：“中央关于提出发展文化产业，它的主要方面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通过这几年发展，我们向社会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从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产业的进步。”

随着民间资本的涌入和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强，各地的文化产业园区也相继建成。在北京，21个文化产业集聚区容纳了8000多家文化企业，在上海，75家文化产业园区，集聚了2500多家文化企业和2万多名创意人才。这样的例子，在江苏、天津、重庆各地还有许多。

二、二八法则

这几年，在中国文化市场中，很多艺人一夜成名并跻身富人榜。2009年，赵本山的第八家刘老根大舞台开到了北京，这个投入3000万元建成的剧场，一年的票房收入就达到了1.9个亿。寸土寸金的三里屯酒吧街也出现了郭德纲的身影。德云社的新剧场里，最贵的包间票价是3800元。上海的周立波索性把演出搞得像演唱会，能容纳3700人的体育馆几乎座无虚席。然而，这些并不是中国文化市场的全部。北京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杨乾武说：“全中国除了国家大剧院能够经常看歌剧，其他地方都没有，为什么？太高了，太高端了，消费太高，成本太高，把那个全中国的资源都集中到它那去了。”

即便是北京上海的普通白领，也很难把去剧场看演出当作日常的休闲消费。国际上最商业的百老汇，贵一些的票价大概要人民币七八百块钱。而在国内，一张贵宾票动辄就是上千块钱。刘玉珠说：“我认为它是在解决城市居民多层次文化消费需求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补充。”杨乾武说：“反正我是消费不起，像我们这样收入的人在中国至少不是太低的，不算太低的，对不对。”

小剧场的票价大都定在三五十元，这既给了更多人观赏戏剧作品的机会，也让戏剧逐渐成了能赚钱的文化生意。不管是先锋戏剧《恋爱的犀牛》，还是商业喜剧《办公室有鬼》、《开心麻花》，不同题材的戏剧都得到了年轻白领的追捧，每场演出几乎都是座无虚席。杨乾武说：“北京的小剧场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从市场出发，培养观众，让他那个戏剧扎根于现实生活、扎根于演出市场。”

小剧场戏剧火了，北京的小剧场也从四五家增加到三十多家，每年上演场次从四五百场增加到近两千场。繁荣的景象，吸引了大批戏剧爱好者。

这里彩排的是一出主题严肃的话剧。几位演员都是戏剧爱好者。这出戏的制作人是一位叫张笑尘的年轻人，他曾经是电视台的一名编导。由于热爱戏剧表演，两年前他转行靠戏剧为生。“我觉得想更多做一些，能够表达我自己想法的作品，然后就转行到了戏剧这一边。”

张笑尘参与的是一种叫小剧场戏剧的表演形式。出身于欧洲的小剧场戏剧，原本是西方戏剧反商业化的一种尝试。但在中国，小剧场却成为戏剧商业化的最好选择。“我说能不能做一些既保持我自己的艺术性的作品，同时还能让它去顾及到一部分观众，能够保证我收支平衡。”

一个话剧要排练2个多月，这期间演员按天拿彩排费和演出费。在北京人艺，象杨立新这样的国家一级演员，作为主角能拿到的报酬是每场1500块钱。而小剧场里，像张笑尘这样的年轻人一天仅能拿到二三百块钱。更不用说想演戏的人多得是，张笑尘有时等上几个月也碰不上一部戏。没戏可演，演员就没饭吃。于是张笑尘开始尝试做戏剧制作人，希望把一部国外经典戏剧《V独白》重新搬上舞台，用商业运作的办法赚钱养活自己。和影视剧制作一样，话剧也是要找人投资的。小剧场看上去很赚钱，二三十万元就能投资排演一个戏，因此来“淘金”的人很多。不过，这些钱更愿意投向搞笑的商业喜剧。“很多人一看这个东西就不太愿意给你投资，觉得它没有商业卖点。”

不少朋友劝他，既然搞商业运作，不如选一些时下更流行的搞笑喜剧来演。然而，张笑尘却坚持选择这个话题严肃的实验剧本。“你想我当年转行过来，是冲着理想转行的，所以我肯定是要自己的作品，至少是做我认为有意义、有价值、有深度的东西。”

因为剧情晦涩，《v独白》最终也没能拿到投资。张笑尘只好和朋友凑了2万块钱，租了一个只能坐下100人的小剧场，开始他的第一次商业演出。虽然《V独白》在北京公演的5场，每场演出都爆满。但算算各种开支，他们最终没有赚到钱。小团队也土崩瓦解了。

和张笑尘一样，这位名叫林满的年轻人也是个戏剧爱好者。今年年初，林满和另外两个朋友，打算在北京开一家小剧场。“这个地方7块钱，一天一平7块钱，那一年下来，一年的租金就是191万，租金191万。加上装修，加上咖啡厅的装修，咖啡厅基本上装修就要40到50万，应该是100万左右。”

剧场建在北京东四环的一条艺术街上，房租不算低。为了建剧场，三个人都付出了不少。林满辞掉了工作，年纪最大的唐箫辉卖掉了杭州的老房子。可几个月过去了，一百五十多万元的本钱，变成了眼前这几间远不成模样的毛坯房。林满说：“我们已经把剧场的合同签掉了，我们也把这个包袱扛上了，就是我们现在不得不往下走了，已经。”

林满他们赶上的不能算是好时候。随着小剧场数量的增多，京沪等地的小剧场刚刚兴起就进入了一种尴尬。投入近3000万的繁星戏剧村，上座率接近100%，但收支平衡根本做不到。紧邻中央戏剧学院的蓬蒿小剧场，依托的文化资源很不错，但算算账经济账，每年少说要亏20万元。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莫林虎说：“小剧场那个剧，很多实际上它是，本身它那个创意就是一拍脑袋就一个主意，有的时候就是从国外一个剧目直接拿过来，移植到我们中国这里来，那么这些东西它到底有什么市场，基本上没有经受太多市场考验的。”刘玉珠说：“我们应该关注的就是中小城市和农村的文化生活问题。包括小剧场，他们现在在生存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扶植他们能够生存下去，能够发展起来，而不是一味的去建豪华的这种大型的剧场、大型的文化场所。”

耀眼的明星光环，让很多人忽视了市场的二八法则。不仅是阳春白雪的小剧场，更贴近百姓的影视剧市场也是如此。2010年的电影贺岁档，创下了32亿元的票房神话，被称为“中国电影史上最牛的贺岁档”。这其中，《阿凡达》12个亿，《2012》4.7个亿，《十月围城》和《三枪拍案惊奇》两部国产大片也创下了票房过两亿的好成绩。几部大片赚得个盆满钵满，更多的电影则是静静离场，其他40多部电影每部平均只能分得二千多万元票房，甚至有的电影账面收入只有一两百万元。电影《财神到》在春节期间上映了三周，票房也不如人意。鼎龙达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付晓娜说：“国内真正做电影的，真正挣钱的太少，而且就算挣钱挣的撕心裂肺，就是挣的很撕心裂肺。”

付晓娜是《财神到》的总策划。她所描述的撕心裂肺，代表着绝大部分影视投资人的真实感受。2009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了62亿元，创下了十年的新高。也正是这一年，国内拍摄的456部故事片中，只有不到一百部公映，其余将近400部影片连进电影院放映的机会都没有得到，说的更直白一点，投到这些电影里的钱全都打了水漂，电视剧投资也有着近似的情况。2009年，投入到电视剧上的资金有50多亿元，拍出的电视剧有402部通过审查，最终卖出的钱只有不到17亿元。付晓娜说：“有太多的文化公司都成为了一个牺牲品。因为什么呢？这个资本运作的这种文化产业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需要人才的储备，需要对项目的把控。”莫林虎说：“你这个题目投得好，比如说《阿凡达》投了几个亿，然后挣了几个亿对吧，它是投入了很多，然后，有可能有收入也很高，但是，也可能是血本无归，比如说我们以前说《未来水世界》凯文特斯科纳所投的一个项目，最后也是血本无归，所以，电影电视表演行业，音乐剧都是属于高风险行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把风险投资的这个机制引进来，把风险投资引进来，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三、以商养文

这些年，从国外电影里学来的广告植入，越来越多的在国内的电影电视剧里出现。拍电影找企业拉广告，然后在电影中植入广告，已经成了投资方回收成本的基本模式。《财神到》是一部现代题材的喜剧片，付晓娜也在电影里植入了十几个产品的广告。“零零总总加一块，因为时间的原因，大概有将近八、九百万。”

往电影里塞广告，经常会和故事情节，或是导演的拍摄计划发生冲突。但是，为了降低制作成本，软植还是成了国内影视公司努力尝试的盈利之道。生拉硬扯式的植入方式，经常让电影变了味道。冯小刚说：“广告植入，这不值得推广。”

植入广告，可以尝试，但很难说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于是，大家又开始学国外搞衍生产品的开发，国内的电影院里出现的相关产品越来越多。叶宁说：“中间是卖品，买品系统。在那一侧是一个会员休息区，配套还有电玩。这还有一些电影衍生品的配套。”

2010年，万达的50家影院实现了8.33亿元的票房，是全国34条院线的票房收入冠军。他们的非票房收入也非常可观，整个院线平均能达到总收入的15%。叶宁说：“我们非票房收入，像这家店算是比较高的，因为它周边的消费群体比较高，非票房收入可以接近20%，在国外的话，非票房收入有的可以达到40%左右。”

能拿到可观的非票房收入，最重要的是影院的位置。万达选择在商业地产里建电影院，也是考虑到这里会有大量的客流。叶宁说：“到万达广场里面70%的顾客都会去万达电影去看电影。”

票房激增引发了国内高涨的影院投资热情。光是2009年，新建的影院就有142家，新增的银幕有626块，是原有银幕总数的七分之一。不过这些新影院大都扎堆在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国内的影院都是靠承租商业地产的预留空间建起来的。按照行业惯例，影院要交给地产商一笔票房分成作为租金。为了争抢好的影院位置，蜂拥而入的投资把商业地产的租金越炒越高。票房分成比例也从10%，渐渐涨到15%，20%。叶宁说：“现在很多竞争比较激烈的商业地产还有保底这一说。这就很厉害了，就是说，不管分账是多少，最后有个底线不能低于这个，实际上这个是蛮高的。”

香港电影曾经有过一段极为辉煌的时期，1977到1988年，走进电影院的香港观众每年都保持在6500万人左右，是当时香港人口总数的十几倍。那段时间，不管是电影类型、影片数量，还是电影从业人数、观众人数，无一不是香港电影史上的最高记录。上世纪九十年代，港片开始走上了下坡路。这其中有人才的问题，有题材的问题，而高昂的商业地价更是恶化了香港电影的生存环境。电影《财神到》导演阮世生说：“因为香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地价很贵，你一定要做到(足够的票房)数字，不能的话你就亏本。”

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张艺谋呼吁要多建电影院。但暴涨的地产价格，已经开始让电影院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使是依托自家商业地产发展起来的万达院线，现在也有将近45%的影院座位来自于万达以外的商业地产。对于租金的压力，叶宁也是忧心忡忡。“你不能杀鸡取蛋，如果你房地产商如果对影院要求租金很高，这个影院是没法经营的，因为它影院这个产业本身就是薄利多销，它连锁服务行业能有多少暴利啊？”

四、什么是真功夫

这一天是万达院线每月一次的影片决策会，会上要决定全国的50家万达影城，四百多个影厅，五月份放映什么电影。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放映了近十部电影的预告片。根据汇总的各种信息，叶宁他们要预测这些影片在万达院线能达到多少票房。“(万达院线票房估计)1600万。”“那我说2300万，2200万。”“我2500万。”“我改一下。”“不带改的。”

五月的票房，又一次重蹈贺岁档的覆辙。《钢铁侠2》、《叶问2》等几部大片分走了绝大部分票房，剩下的十几部国产片再次遭遇不幸。为什么国产片没有人看？很多电影人指责进口的好莱坞大片太多了。即便是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影院放映国产电影的时间已经不低于全年放映时间总和的2/3，还是有人觉得保护不够。关于这一点，付晓娜觉得还是中国电影产业本身出了问题。“现在我们大多数追求的是大，所谓的大制作，大制作那就投资大、场面大，但是故事好不好呢？不知道。”阮世生说：“因为很多电影公司都是有游资在里面，他可能老板赚了钱投资在电影，但是可能拍完一部之后他不再拍了，他不当是一个行业。”

和炒房、炒楼、炒黄金一样，游资看中的就是这部影片能带来多少票房，多少回报。于是，越来越多的电影瞄准了大牌的导演，大牌的影星，靠宣传造势来让观众走进电影院。付晓娜说：“电影目前至少在中国是一个比较奢侈的文化产业，那就会出现非文化行业的资金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付晓娜所在的影视公司又开始投拍新的电影了，这次要拍的是一部惊悚片。“我们认为这个剧本不错，而且是这一类剧本是现在电影市场比较空缺的一块。”

付晓娜他们准备把电影当作长期投资的产业来做。虽然，这个导演过去没导过电影，但付晓娜很看好他。这部名叫《守望者》的电影，和之前投拍的《画皮》、《财神到》比起来投资不算大。公司也愿意扶植新导演，更希望电影能在国际上拿奖。“我们做这部电影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够发掘更好的、有潜力的电影导演，能够将来源源不断地能够推出这样的导演，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的作品，好的商业利益。”阮世生说：“做这行的人要有创意。你看美国也是，香港也是，都是很多很有创意的电影，都是从小开支。国内几年前，像《疯狂的石头》一样，几百万的电影，你可以收钱。”

电影公司都希望能挖掘一个像宁浩这样有创意的年轻导演，有了《疯狂的石头》，当然还会有《疯狂的赛车》。但创意，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周六，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堂选修课来了不少学生。他们选这门课，不仅能学到怎么做动画，更是冲着这位讲课的老师――李智勇。这个学了七年交通运输的老师，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制作的动画片《功夫兔》，网络上的点击量已经超过千万。

李智勇从小就喜欢画画。和很多80后的同龄人一样，他也是看着动画片长大的。

每天晚上到了6点半的时候，都蹲着那个小凳子，然后对着电视机去等《七巧板》的开始，《天书奇谈》，还有《黑猫警长》，还有很多很多《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之类的，那时候是非常快乐的一个时光。

中国的动画片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1920年，上海的万籁鸣四兄弟受到美国动画片《大力水手》的启发，开始尝试中国风格的动画片。1926，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在上海诞生。1941年，万氏兄弟又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这部动画甚至激发了日本动画大师手冢治虫在20年后创作了日本第一部系列动画片《铁臂阿童木》。新中国成立后，《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三个和尚》等动画片，更是凭着精良的制作、浓郁的中国特色享誉海外。

然而，飞速发展的经济让人们开始消费快餐文化，美国、日本动画片更是以一种文化倾销的方式进入了中国。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院长廖祥忠说：“他们有很多动画片几乎是没有价格，是零价格来进入中国市场，他们这一方面他们是，因为动画片跟其他的不一样，它不是靠卖动画片来赚钱，它是靠打出动画形象，通过售后的衍生产品来赚钱，所以他们赢得了中国市场。”

中国孩子最熟悉的动画片《变形金刚》，当初就是以极低的价格在国内各电视台播放。但从1980年进入中国至今，变形金刚的玩具、服装、出版物的各种衍生品却从中国拿走了300多亿元，全新的动画运作模式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动画体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不少原画师，面对高薪纷纷南下，成了为国外动画上色加工的技工，做动画的人走了，好作品更是无从谈起。李智勇说：“商业的东西涌进来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的美术被冲断了，我一直在说的，我们的动画方面的爷爷、孙子都在，但是爸爸没了，爸爸被美国和日本的女人带走了。”

1997年，计算机和互联网成为国内年轻人的最爱 。一种可以制作网页的二维矢量动画软件FLASH，更是让一群热爱动画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他们靠自学创作了很多个人特色的动画作品，上传到一个叫“闪客帝国”的网站供网友观看，他们甚至还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闪客。李智勇说：“其实当时的闪客很多都是外行，像我这种学交通的，有学计算机的，有学版画的，有学化学的，学什么的都有。我第一个Flash，就是那个功夫兔。”

加入动画的人多了，浮躁的气氛也随之而来，但李智勇却用一年的时间创作了8部动画，这在闪客中是绝对的高产。也正是凭着这份坚持，他拿到了第一届杭州国际动画节的最佳Flash金奖。“现在看还是很糙的一个东西，但是的确是真情实感，非常非常用心去做的一个作品，然后花了三个月去做，那个时候都走火入魔了，我用鼠标画的，这儿蹭的全是泡，水泡都蹭出来了，就拿鼠标一点点蹭出来的一个动画。”

2006年，财政部等十部委发布了《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中国要力争在5至10年内进入世界动漫大国和强国的行列。对中国的动画人来说，好消息不止这一个，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地开始兴建动漫产业基地，境外动画片被禁止在国内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李智勇也顺水行舟，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集《功夫兔》。“我从做完第一集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到我能，其实能转行，有机会，但是我需要更大的筹码来证明自己。”

《功夫兔》系列动画已经有三集了，虽然加起来不到15分钟，但李智勇的命运已经被改变。他加入了正在扩建的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开始培养其他爱好动画的年轻人。“像我这样转行的，一天没学过的人也一样，还是有人要，为什么，就是当社会越浮躁的时候，你越容易成才，我稍微努点力我就有机会了，所以说为什么我能从转行还能进入动画的主流，当你自己修炼成熟以后，名和利都是自然到来的过程，但是你不能直接奔名利而去。”

李志勇对学生这么说并不是没有根据，中国动画人的生存环境已经开始改变，在今年五月举办的杭州第六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就第一次设立了银行机构参加的项目洽谈会。

即便获得了资本的青睐，作为杭州国际动漫节的评委，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的院长廖祥忠，却仍然有他的担忧。“但是据我所知，真正进入到这个领域的资金目前到位的不是特别多，还是因为很多对我们的本子，对这个从业人员不是特别看好，现在中国动画缺的一个是世界性的大师，一个缺乏世界性的团队。”

对于当前中国动画，曾有人就做过这样的评价“一流的画技，二流的故事，三流的经营”。廖祥忠说：“文化产业、动漫产业、动画产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业，它的要求是必须我们有长远的眼光，长远的规划，我们精良的队伍要有一种胸怀，要慢慢地前行，而不是急功近利的，急功近利做文化产业一定会失败的。”

在日本，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动漫产业，排在国民生产总值的第二位，而在美国，动漫排在了第六位，仅次于钢铁。面对三亿六千七百万中国青少年，中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动漫消费市场，然而好作品和原创人才的培养才是动漫成为产业的关键。看好中国动画未来的美国动画协会副主席大卫•厄尔里奇，现在每年都会来中国，为中国学生做毕业作品指导。“我记得在过去，中国人喜欢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为了解决动画领域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为学生做好规划。”

课堂上，李智勇说：“他就是认为中国人应该做自己的东西，早晚我们会找回来自己的中国特色，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当我们经济往前迈了一大步，文化早晚要迈回来。”

五、小演员的生存之道

一个80后，开了一间专卖相声的包袱铺，在北京鼓楼大街的这个茶馆里，要想听这个年轻人说相声，两个字：排队。观众说：“我地图都查好了，就到这边直接买票，而且票还不一定买得到。”

高晓攀是很多年轻人眼里成功的典范。开了经纪公司，有自己的相声团队，有每天都来捧场的观众，鲜花和掌声，已经是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当我决定要说相声的时候，我发现并不是我想象当中，什么样呢？我不可能一下子进专业团体，我不可能一下子就有相声说，我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吃上饭。”

相声，诞生于街头，红火于剧场，随着侯宝林等一代代相声大师的离去，将近三十年，剧场里再也没有了观众，也没有了相声。2003年，就连如今红火异常的郭德纲，也在为吃饭着急，初出茅庐的高晓攀想要说相声更是难上加难。找一份跟相声有关的职业都成了高晓攀不切实际的梦想。“我去西单做过导购，我当过油漆工，我干过很多很多的事，甚至捡过瓶子。”

2006年，郭德纲的成名，让相声一时间成了不少人茶余饭后的主要消遣，这让当时还在德云社报幕的高晓攀，看到了希望。“哪一个年轻人不想做点事啊，哪个年轻人没有理想啊，哪个年轻人不想有光环啊。”孟然说：“我认识他那会儿是2006年认识的，那时候确实是，你说靠说相声就能吃饱饭吗？不可能。”

一场演出时的一个段子让高晓攀找到了定位。“那是我的第一个作品，叫《我开始努力了》，我曾经说过一段话，小时候我们吃过小豆冰棍，长大了我们吃过冰激淋辛地；小的时候我喜欢四大天王林志颖，长大了我喜欢东方神起、超级女声。我当时说完这段贯口后，下面很多人都有共鸣，这一点我突然意识到了，我开始觉得要把我们这个群体做起来。”

2008年，高晓攀成立了自己的相声团体，北京鼓楼的一家茶馆给他们提供了演出场地，“嘻哈包袱铺”正式开张了，但这在很多老艺人眼里则是颠覆传统，没有前途。“当时人们就觉得，一帮小孩瞎玩瞎闹。”

有了固定的场地，每个月能说26场相声，拿着团队里最高工资的高晓攀，一个月也只有1600块钱。为了让嘻哈包袱铺的名气更大，高晓攀也学别人找了个经纪公司来包装自己。一纸经济合同在身，高晓攀每天除了说相声，还得拍电视剧、参加各种演出。“我都没事，真的，哪怕你最后赶拍我的戏都没事，但咱说句心里话，我多么累，多么辛苦，先拍别人，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但16、17号真的特别为难，真的，姐，求求您了，您帮我一个忙，谢谢您了。”

每天奔波在各种演出场所之间，四处去混个脸熟，但演艺圈的短期速成，似乎并没有给这个80后相声团体带来更多的变化。“当时签订公司，到最后分开，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不是我想要做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不专业、不规范。”

2009年4月17日，嘻哈包袱铺第一次接到了一所大学的邀请，走出茶馆说相声。孟然说：“我们只是一个人拿200块钱的车马费就完了，一共去11个人嘛，2000多块钱不到3000块钱。”高晓攀说：“为什么很多戏剧团体愿意去大学？当他们认知了你的戏剧以后，将来有一天，这些大学生毕业以后，他们依然会追随你，成为你的粉丝。”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嘻哈包袱铺。”

距第一位演员登台已经3分钟，掌声一直没有想起。高晓攀说：“那天真的是很焦急等待掌声，肯定上来有碰头彩跟没有碰头彩是不一样的，碰头彩上来观众说明认可你，对你节目的认知度；怎么说呢，那场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也为演员揪心。我说这包袱怎么能这么斗呢，这节目怎么能这么说呢？所以掌声不是那么轻易的就响起来的。”

掌声响起，第一场走进大学的尝试首战胜利。

剧场演出最重要的是观众，作为说给80后的相声，嘻哈包袱铺的观众都是不算富裕的年轻人，但却是高晓攀眼中的潜力股。年轻人的捧场不仅让高晓攀的相声之路越走越顺，他们甚至捧火了茶馆周边的小吃店。然而，刚刚火了一年多的嘻哈包袱铺，眼下却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嘻哈包袱铺跟广茗阁就分开了。因为它要涨票价，涨场租，因为如果一旦涨场租的话，我们只能涨票价，票价涨了最终受害者还是观众。我们是赚了钱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钱赚的有点不踏实。”

一旦没了场地， 50多个跟着高晓攀说相声的嘻哈包袱铺成员就要再次陷入困境，为了能继续说相声，为了继续票价永远20元的承诺，高晓攀正四处奔忙，希望能找到演出的场地。

和高晓攀的相声相比，张笑尘的话剧表演更难找到观众。于是，张笑尘跑到朝阳九剧场寻找机会。这里原本是北京朝阳区的文化宫，五年前馆里改建了大大小小的6个剧场，把接纳商业戏剧演出挣到的钱，拿来支持不赚钱的小剧场戏剧的演出，一年下来，这里上演的各种作品有六七百场，几乎是全北京小剧场演出场次的1/3。张笑尘经常主动来这里帮忙，这让他意外地得到了新的工作机会，为九剧场的一些剧目做制作人。朝阳九剧场馆长说：“他比较长时间的在我们馆做这个志愿者，就是不管“大戏节”，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活动都参与进来，就有这个机会，转变成一个制作人。”

虽然每天忙着制作人的工作，但张笑尘却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最近，九剧场就允许他们利用下午空闲的场地，朗读自己创作的剧本。“我想先听听看大家的反应，如果有机会，以后再搬上舞台来做，不着急。”“等会儿两点就开演了，心情紧张吗？”“还好吧，不知道能来多少人。”“自己心里也打鼓呢。”“对，对，对，万一要是观众还没有演员多，我们演员才三个。”

演出一结束，笑晨立刻找朋友们询问意见。无奈的解释着剧情有些晦涩，公演有些困难。杨乾武说：“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我觉得是相当有基础的，并且还有一定的那种诗情，还有激情，但是社会环境要给他一个机会，得到一种激励，他可能就能把他的创造力开发出来。”

六、图书的尴尬

2009年国内新闻出版总产值足足增长了20%，第一次成为万亿规模的产业。这其中，图书出版异常繁荣，出版的29万种图书，销售总额达到1568亿元，这两个数据都仅次于美国。然而，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出版国的时候，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查却显示，民营书店数量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的趋势。在北京，国内最大的民营书店第三极书局，开张3年半亏损了7800万元，不得不关门清算。在上海，占地7000平米的龙强书城倒闭关张，以文化特色著称的成都卡夫卡书店、重庆沙坪书店也都在市场的繁荣中消失了。市场发展了，许多书店却生存艰难，这是为什么呢？

国内出版业最集中的城市要算是北京了，全国有580家出版社，在北京的就有237家。每年新出版和重印的书，40%以上出自北京。金台路上的北京图书批发市场，也自然成为我们了解图书出版行业的最好地点。金台路图书市场，是一栋四层的商业大厦。五月一天，记者在市场采访时看到，从一楼到四楼，200多个图书摊位大都不忙，来买书的顾客也不算多。记者问一位门市部店员：“这是往哪儿寄的书？”“内蒙。”“多少本？”“两件，一百本左右吧。”

这个摊位经营的都是社科类的图书，从国学读本到流行小说，不同出版社的上千种图书把十几平米的地方塞得满满的。店员说：“有的大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直接给他们铺货了，就不用店面，这地方太小了。”

金台路图书市场原本是书商自发形成的路边市场，1993年这栋大楼建起后，更多的民营书商被吸引过来，他们直接从出版社进货，转手批发给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书店。这位正在补货的名叫侯英，他的书店开在北京海淀图书城。他进的书不光零售，还倒手批发给周围的小书店。“一年能卖多少？”“千来万吧。”“多少？”“一千多万吧。”

拿社科类图书的人不少，而一墙之隔的另一个摊位，一上午也没什么人来。进来一看，原来卖的全是教人怎么炒股票的书。店员说：“我们这个书跟着行情走，行情好就还行，行情不好就不行。”

这家门市部，是整个金台路市场唯一一家专门经营证券类图书的，货架上，摆了2000多种不同出版社的证券类图书。店员小张告诉记者，发行图书的利润很薄，走不上量根本就挣不到钱。不光是证券类书籍，隔壁一直在忙的社科类图书摊位，也感到生意不如从前了。店员说：“金融危机之后就不好了，不如从前了。”

搞零售的侯英也在抱怨生意难做。国内个体书店进书的批发价大概是五到六折，卖给顾客一般要打八折。如果算上实体店的各种费用，剩下的利润只有三到五个点。“现在图书市场太累。稍微有点辙儿的，肯定不会干图书。”

虽说书不好卖，摊位上店员空闲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但市场里看不到哪家在转让摊位，或是关门歇业。民营书商靠什么维持生计呢？店员的一句话，揭开了谜底。“我们自己公司也有出版公司，自己也出书。”“哪几本是你们出的？”“好多呢，带着个标的都是我们自己出的书。”“噢，这本，计量出版社的，你哪本山西(人民)出版社的，这本就是地震出版社的。”

国内畅销图书的封面上，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品牌标识，有的是国营出版社的缩写，但更多的是代表着民营文化团队的参与。如今，北京从事出版发行的民营书商超过3000家，市场上超过50%的图书是民营文化工作室策划的，说的再细点，50%的少儿图书、60%的教辅图书、70%的经管图书、都是出自民营书商之手。

长江文艺出版社金丽红说：“你看这个，《狼图腾》这个书现在将近三百万册，这个书绝对是没掉过排行榜前五名，全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团叫企鹅，买断了它的英文版权。现在这本书光是英文版权，还有各种版权，比如意大利文、韩国、日文可能有十几种版权，各种语言的版权，都有，全都卖出去了。”

金丽红，是民营文化团队中做畅销书的第一高手。她策划的畅销书，动辄都是几十万册的印量。在她看来，国营出版社做不了畅销书，主要是经营思路跟不上市场。“读者喜欢，市场认可，这个是你的标准。我们大量的出版社的编辑还停留在自己喜欢不喜欢，他经常跟老总会说一句话，我觉得这本书挺好的，我觉得一个聪明的老总马上回过头来说，你觉得读者觉得好不好？如果老总回头不问这句话，这老总也不称职。”

市场的激烈竞争，让不少出版社出的书刚被印出来就被堆到库房成了库存。2008年末，国内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的纯销售额是539.65亿元，库存则高达672.78亿元。民营书商虽然能出畅销书，但要在国内出书必须要有出版社的书号。于是，一些出版社不再自己出书，只要把书号卖给真正出书的民营书商，日子就能过的不错。不过，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2006年，国有的长江文化集团和金丽红等几个人一起合资成立了文化公司，负责在北京的出版发行业务。“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国有资本)他们总量占得比我们少，他们占到了46%，我们4个占到了54%，这个在全国的文化企业，除了像这种，它纯粹的民营股，我们在出版界是第一个。”

金丽红和长江出版社合作的这家公司，2007年的纯利润达到630万元，到2009年，纯利润就达到了2960万，机制转变让出版社的效益明显提高。2010年，全国580家图书出版社中，482家已经完成或正在完善转制工作。然而，这些出版社即将面对更严峻的市场变化。“去年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就是2018年图书消亡的说法，就是还有十年，生命周期只有十年，说话说的很恐怖了。”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莫林虎说：“一个书店，它就能营造出一种文化氛围出来，所以它的文化氛围可以辐射相当大的地方，如果这批书店它倒下去之后，实际上这个城市可能就没有那么光彩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

2008年末，库存图书672.78亿元。

每年超过70亿册图书中，没有一本能达到1000万册的销量；

2009年，国内各类出版物的销售总金额为1568亿元，

其中，课本教材、教参教辅的销售金额约1000亿元。

2009年，中国迈入出版大国的行列，而大批书店却出现了生存危机。

策划：姜诗明

本期主编：刘宝恒

编导：谢� 于溪 周琰

摄像：李晓民 柏松